工會辦公室如今搬到了副主席的家里

    一個是木工，一個打工兼擺地攤。20多年，他們屢屢遭遇討要工錢的困境，不得已他們甚至用武力解決。“要錢，要通過組織，要合法，不能亂來。”去年政府部門一名工作人員在一次討薪現場的話，點醒了兩名農民工，他們雖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卻“支”起一個農民工自己的農民工工會委員會。短短幾個月，他們不但幫農民工兄弟要回4萬多元的血汗錢，還發展了160多名會員。

    辦公、租房資金全由自己支付，作為農民工的他們也無力承擔，剛剛成立4個月，他們就從每月500元租金的房子中搬了出來。面對記者，他們說，雖然沒了辦公場所，但工會依然在運作。

    討薪“討”出個農民工工會

    討薪“討”出“工會謀劃”

    去年，張育康和一幫農民工在一次討薪中，與工地方發生沖突。雙方都拉開了架勢，準備“大干一場”。他們的舉動引起了政府部門的關注，在政府部門幫助下，他們要回了血汗錢。

    “你們要錢，一定要有組織，要合法，通過正常的渠道來，不然本來有理最后都變得無理了。”現場一名政府工作人員最后語重心長地和他們說道。

    50多歲的張育康把這句話記下了。“要合法要有組織，要不成立個農民工自己的工會吧。”張育康思索著。他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同鄉吳三寅的認可。于是，成立工會的謀劃開始了。

    兩名農民工都來自太湖大山之中。“我們那里很貧窮，沒有一個工廠，很多人都選擇外出務工。”算起來，他們都有20多年的打工歷史。而打工中遇到最多的就是討薪。“到現在我外面還有七八萬的工錢，有的法院判決都下來了，卻執行不了。”吳三寅說道。

    幫農民工討薪，沒有法律知識可不行。這兩個只有初中文化的民工兄弟，硬是跑到新華書店捧著法律書籍“啃”了起來。

    “整整三天，什么事情都沒有干，就是看書，了解所有的法律知識，知道如何正確討薪。”張育康說道。

    4個月辦好工會批文

    隨后，他們便開始為工會成立奔波起來。“工會成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張育康回憶說道。由于他們是太湖人，他們首先聯系了太湖縣總工會。

    聽說農民工工會是為了維護農民工權益，太湖縣總工會非常支持。但有一件事情，讓他們怎么也不敢妄自批準。原來，先前浙江地區一些農民工也通過太湖縣總工會成立了一個組織，幫農民工討要工錢，但最后卻變了味。這個組織漸漸雇起人，變成了一個收費的討債公司。經過張育康的游說和再三保證，最終批文下來了。“我往返合肥太湖4趟用了4個月的時間才辦妥。”張育康說道。

    160多人都來投奔組織

    2010年4月13日，在合肥市七里塘政府宿舍一間二室一廳的小房間內，太湖縣駐合肥市瑤海區農民工工會委員會熱熱鬧鬧地成立了，張育康任工會主席，吳三寅任副主席，其中還有3名委員。

    這間房子內，沒有像樣的辦公設施，只有他們花600元錢買來的十幾個椅子和三個桌子。“這些都是我們自己掏腰包，成立組織的花費和租房費用，我們花了將近5000多元。”張育康說道。

    隨后他們到各個工地宣傳法律知識，工會也越來越壯大，已經發展了160多人，其中60%為建筑工地工人，他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如：長豐、肥東、太湖、黃山等10個地區。所有會員免費參加，登記在冊上交太湖縣總工會備案。

    “組織”出面，引導會員合法討薪

    第一次出馬，順利要回3萬多元

    5月26日，他們工會剛剛成立不久，就接到了一個來自太湖縣總工會的電話，太湖縣一工地8個農民工被拖欠3萬多元的工資，一年多時間沒有要回，該公司的總部在合肥，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

    5月27日，張育康獨自一人上路討薪。“按照法律來”，這是張育康的準則。

    于是他首先找到了合肥市建設領域維護農民工權益辦公室和司法部門，相關人員告訴他，走司法程序，按照工地屬地原則，要到太湖法院進行起訴。

    “當時在5月份，正是農忙期間，這樣太繁瑣。”張育康心想。通過安徽省勞動保障廳的話，還要一級一級上報，也不可取。干脆直接找該公司的上級主管部門，走了三四個部門后，張育康拿定了主意。

    “此筆費用，還算很順利，那個公司的上級主管部門，知道這個事情后，立即撥通該公司電話。事情很快得到了解決。”張育康說道：“花了4天時間，3萬多元的欠薪終于發到了8個人的手中。”

    雖然第一次要錢很順利，但第二次卻讓張育康和吳三寅想想都要落淚。

    第二次為5000多元苦追了1個月

    “能幫幫我們嗎？”7月4日20時許，張育康在辦公點突然接到了一個焦急的電話。原來，合肥一工地的工人在工作幾天后，工地承包方突然不讓他們干了，而且幾天的工錢也不支付。

    7月5日，張育康和吳三寅奔走起來。但這次討薪之路卻異常難走。找到工地后，項目部里面的工作人員對他們根本不理不睬。

    7月6日上午，張育康還在替別人干活，9：45他接到了一個電話，那幫討薪的工人在項目部與工作人員發生沖突，一名工人被打傷了。聽到這個消息后，張育康和吳三寅立即打的趕到現場，并在電話中告誡所有人：“不能打架，要報警。”

    他們去了醫院和派出所，一個一個調查了解。又走訪了相關政府部門，雖然政府部門出面，該公司承諾給一個滿意答復，但拖而未決，一拖就是一個月。

    連續奔走，自己打的費用都掏出近百元，但錢依然沒有要來，這讓他們倆心都冷了。“難道農民工為農民工討薪是錯誤的？”走入困境的張育康不斷問自己。于是，8月13日，他再次找到政府部門掏出了心窩話。而張育康此舉也得到政府部門重視，終于8名工人5000多元的錢要了回來。

    難事不少

    最想有個辦公點

    工會主席—— 只有兩人“兼職”操作

    為了這個農民工工會，吳三寅放棄了白天的工作。“早晨送報紙，8點就能結束，晚上到一些地方擺擺地攤，白天就忙著農民工工會的事情。”

    為了宣傳合法討薪，他們還分發了360多本法律宣傳手冊，因為沒有場所給會員開會，他們就到一些工地義務說法。他們還專門設立了流動服務點。說起服務點，也就是吳三寅一個人。

    “雖說我們有5個人，但其實都是我們兩人在操作，其他人畢竟還要打工，養家糊口，沒有時間。我們為了這個工會每月也要損失1000多元的工錢。”張育康說道。

    工會副主席——4個月后，房租付不起了

    8月30日下午，記者趕到了工會副主席吳三寅的家中，工會的招牌已經搬到了這里。原來4半個月前，他們已經無法支付500元每月的房租費用。“畢竟我們也是農民工。”他們說道：“而且我們不收任何費用，討薪也是義務的，車費都是我們自己掏。”吳三寅說道。

    他們告訴記者，雖然沒有辦公地點，但只要他們在工會就在。他們的手機依然24小時開機。

    對于工會的未來，張育康和吳三寅態度十分堅決，既然申請了就一定要辦下去，而且還要辦好。但他們目前就是希望能有一個辦公地點和設施。“其他費用，我們自己來解決。我們還設想開一個屬于農民工工會委員會自己的網站，在網上與大家交談探討。”他們說道：“我們現在每天晚上還在堅持讀一些法律書籍，看新聞，希望能用法律武器為農民工維權。”

    太湖縣總工會—— 無法提供過多的幫助

    8月30日下午，記者采訪了太湖縣總工會相關負責人，他告訴記者，當天他們聽到兩位農民工要成立農民工工會委員會都感覺是件好事情，也十分支持。“他們出發點是好的，也完全按照程序為他們辦理了相關的手續。”該負責人說道：“并且他們還幫助太湖8位農民工討回了工錢，我們都十分高興。但是農民工工會生存卻是個問題。”

    該工作人員分析道，目前這個組織不收任何會費，所以沒有任何的辦公經費，而太湖縣總工會也無法提供，前期聽說他們租房費用太高，也及時資助了2000元，但不是長久之計。其次，太湖縣總工會離合肥較遠，也無法提供其他的幫助。

    “對于該工會的未來，我們誰也無法預測。只能靠他們自己。”該負責人無奈地說道。

    本組稿件由 本報記者 張放放/文 卓旻/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