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網榆林市供電公司     趙富華   
 

自從1935年10月，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在彈盡糧絕，減員至不到十二分之一的人數，起死回生的落腳陜北后，關于陜北與中央，誰救了誰的話語，就開始在不同階層的人中，有了不同的說法。
      毛主席說是陜北救了中央，而陜北黨和陜北紅軍及政府中的不少干部官兵說是中央救了陜北。周恩來副主席說是陜北與中央互救。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于一年前就被國民黨多次重兵圍剿，喪失了南方根據地，從江西瑞金突圍，準備去湘鄂西與紅二方面軍匯合，依托二方面軍創立的湘鄂西根據地立足，沒能成功，于是長途行軍，到處尋找落腳點，四面受敵，死傷慘重，無法立足。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下，只好爬雪山，過草地，走到哈達鋪時，發現國民黨的報紙上說劉志丹率領幾萬陜北紅軍，占領了好幾座縣城，人民群眾擁護劉志丹等領導，群眾基礎好，陜北實力雄厚。于是，黨中央毛主席急招唯一熟悉陜北情況的陜西省委領導，陜北人賈拓夫祥問，賈拓夫極力建議中央落腳陜北，黨中央和毛主席托付他引路，尋找劉志丹率領的陜北紅軍。
     就在此后不久，陜北黨和紅軍及政府的領導人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人被錯誤肅反關押，并且挖好了活埋他們的坑子。
    賈拓夫了解到情況后，日夜兼程，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并極力阻止肅反，再次建議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陜北。黨中央下令停止肅反，停止捕殺。挽救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陜北黨政軍的領導人們的生命。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人們，對黨中央和毛主席感激的淚流滿面，不知所言，以命相報。
      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一年沒有理發，到陜北后，男女分不清，衣服的顏色分不清，槍和拐棍分不清。
     陜北軍民在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領導人們的感恩思想領導下，以北國莽原般的氣派和博大的胸懷，容納了所有的災難和錯誤。拿著饃饃，提著茶水，拿著水果，肉，陜北的南瓜子，黃河灘的紅棗，土雞蛋，趕著豬呀羊呀，雞鴨，端著熱騰騰的油糕，捧著滾滾的米酒，面帶笑容迎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把路邊的傷病員撿回自己家里供養。劉志丹指派高崗拿出陜北黨政軍僅有的8000塊大洋，傾囊而出，表達了陜北軍民的感激之情和對中央的無私奉獻精神。解救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燃眉之急。劉志丹的夫人同桂榮看到毛主席穿著破舊的單鞋，沒等毛主席開口，就自己主動根據毛主席的腳印，連夜點著油燈，不睡覺不休息，給毛主席趕做了舒適的棉鞋。
      事實告訴我們：陜北給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了食物，錢，衣服，糧食等挽救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并救活了許多生命垂危中的傷病員。黨中央根據賈拓夫的如實匯報和正確建議，下令停止肅反，停止殺人，挽救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人的生命。
      形成對中央與陜北誰救誰，各種不同說法的原因，主要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還有個人感情，陜北人的性格等.
      從生存必須的食物，水，衣服，休息，安全的生存環境的角度來說是陜北救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從命懸一線，千鈞一發，危在旦夕的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人，即將被活埋的生命角度來說，就是中央救了陜北領導人們的生命。
     從共同面臨的危情險境，相互都處在生死絕境的情況，互相幫助，共同生存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中央與陜北領導們互救。
      還有些其他的間接的說法，比如陜北人唱歌毛主席來了晴了天，驅散烏云，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以及長征過來的老紅軍們，有的說勝利完成長征使命，到達目的地陜北等等。
     因為，長征對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以及對中國革命的生死存亡，有著非常重要的決定性意義，對共和國的建立，對世界無產階級陣營，世界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都有重要的意義。長征精神，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奮斗前進中，戰勝艱難險阻，前赴后繼，不屈不撓，頑強拼搏精神的代名詞，并且，早已漂洋過海，走向世界。因此，必須認真對待，深入研究，明辨是非。
     其實，中央救陜北與陜北救中央，這種語言表述本身就不夠精準，所以，也就容易造成思維理不清楚，總感到有點不符合實際的不嚴謹。
     中央是一個組織機構的名稱，指的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們組成的機構，日常事務由幾個常委決斷處理。而陜北是一個地理名稱，地域范圍名詞，指的是陜西省北部，今天的榆林市和延安市的地盤。
      用社團組織機構名稱，與地域名詞表達當時的實際情況的互救，本身就不是很科學的。也是造成后來的歧義爭議，使好多干部不好變換說法的原因之一。
      機構名稱是人組成的群體，可以干事，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成事，也容易受到攻擊，容易發生內部變化。而地域地理范圍，包括了其上承載的人，物，動植物，水，煤，油等礦藏，森林等自然資源。一般來說是穩定的，除非人為開發或破壞，就不容易發生變化。
     從生存是人的第一需求，以及維持生存和生活所必須的基本資源來說，應該是陜北救了中央。陜北這塊貧瘠的土地上，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后，提供了淡水，糧食，衣物，以及相對安全的療養和生存的環境，并挽救了中國革命的大本營。
     如果不是賈拓夫引路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陜北，陜北軍民就不敢接納，因為，此前的25軍已經關押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領導，與陜北紅軍劍拔弩張，火并在即。那么，處在生死存亡絕境中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繼續長征，在哪里落腳？還要走多少路？再會遭受國民黨的多少次圍追堵截？還得犧牲多少官兵？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朱德等人組成的中央領導機構組織，能不能全部安全順利的到達蘇聯？中央組織機構，會不會再次發生重組變化？當時就有不少同志認為，如果繼續長征，找不到落腳點，就有可能全軍覆沒，為了保存點革命實力，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應該解體，各自隱蔽潛伏。毛主席的領袖地位會不會就是到陜北那樣，由當地人陜北的軍民熱烈擁護，而形成并鞏固至開國？開國大典能不能在1949年的10月1日舉行？就算是在蘇聯落腳，蘇聯人能不能，愿意不愿意提供供養他們生活13年的必須生存資源？蘇聯人可能不可能，像陜北人那樣把自己的子弟用于補充兵源，送上戰場，與國民黨和日本軍隊死戰？去蘇聯誰來引路？王明嗎？
      “救”，從求從攴，本意是在嚴寒天給人送皮衣。引申為給預幫助，使脫離危險，或解脫困難。
      中央用什么救了陜北？中央給陜北送來了衣服，還是食物？豬羊，雞鴨蛋，還是給陜北送來了錢？若是中央專門來，或是在長征中遇到陜北肅反，只是為了救陜北領導人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人，那么，中央為啥不把他們救走，率領陜北紅軍跟隨中央繼續長征，去蘇聯落腳？如果中央不采納賈拓夫的建議，而是去支持肅反，把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陜北紅軍和根據地的領導人們活埋，那么，陜北人民就會把中央紅軍與肅反的25軍一樣當做敵軍，陜北人民從此不會給一粒米，一滴水，不會給一分錢。
      中央救陜北是一句話，聽取了賈拓夫的如實匯報和正確的建議，下令停止肅反，停止捕殺，刀下留人。救活了命懸一線，千鈞一發，危在旦夕的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人的生命。他們感激的淚流滿面，傾囊而出，以命相報。從此，前赴后繼的率領陜北軍民養活了中央十三年。當然，十三年的供養，也有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人的服從中央思想的支撐，但是，當時來說是感謝救命之恩第一。
     建國后，特別是文化動亂的十年中。許多書籍和資料，文章里的意思都寫成，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正確革命路線指引下，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經過一年多的宣傳，播種，戰勝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粉碎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圍追堵截，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完成了長征使命，勝利到達盼望已久的目的地陜北，終于到家了，結束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這種說法，聽起來好像是在頌揚毛主席對紅軍長征指揮有方，計劃得當，胸有成竹，目的明確。
      實際上，這種說法是對毛主席本意和毛澤東思想的誤解。長征時還沒有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
黨中央到江西后，被敵人多次重兵圍剿，無法立足，開始突圍，起先準備突圍出去，到湘鄂西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在那里擴大根據地，并指揮全國的革命戰爭和工作。被敵人堵截，分割而未能成功。只好長征，在長征路上多次選擇落腳點，還準備去蘇聯，或是在甘肅落腳。到哈達鋪時，找到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陜北劉志丹等人領導的紅軍和根據地的實力，托付賈拓夫與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陜北紅軍和陜北根據地的領導人聯系，正式找到落腳點陜北。陜北是中央紅軍的家，井岡山也是家，瑞金也是家，上海也是家，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
     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突圍出發時，并沒有計劃去陜北落腳，也沒有準備去救哪里的紅軍和根據地，因為，當時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自身難保。毛主席就根本沒有考慮去陜北當領袖。
      毛主席的本意，并不想領著中央紅軍爬雪山，過草地，更不想讓戰士們在長征途中餓死，凍死，戰死，病死。不想看到賈拓夫等人吃那人糞中的青稞。毛主席的本意還是希望全國人民都安全的在家里吃上大米白饃，大魚大肉。毛主席本意也不想殺國民黨的軍隊，毛主席叫他們同胞。毛主席甚至不想殺日本人，前提條件是日本人不能殺害中國人，不要侵略中國，國民黨不要殺害共產黨，不要殘酷的統治人民。
      毛主席的本意是想在井岡山，或是瑞金等地建立政權，與全國各地的工農紅軍配合，共同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推翻國民黨的殘酷統治，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就行了，或者更早些時候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上海，南京，武漢，北京，西安等地建立黨的組織機構，直接推翻國民黨，直接結束軍閥混戰的局面，定個首都，建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國家。也不想發動秋收起義，領導農民和共產黨員與國民黨拼命，還犧牲了那么多的人。毛主席起初也不想來陜北，給陜北人民增加十三年的沉重負擔，犧牲了陜北那么多的子弟兵。毛主席的本意是咋樣犧牲少，咋樣少跑路，咋樣簡單省事，就咋樣辦。
      但是，毛主席的美好愿望，在當時的上海，江西，包括他和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的老家湖南，都行不通，都實現不了。當時，毛主席自己也不知道哪里能做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就是在長征途中，他還不知道何處容身。實際上，當時，只有陜北，也只能到陜北落腳，才能開始施展實現毛澤東思想的宏偉藍圖。可以說，陜北挽救了毛主席，并誕生了毛澤東思想，并且，結晶出毛澤東思想中的最主要，最重要和最正確的部分。陜北提供了毛澤東思想誕生，發展，檢驗，成熟的“土壤”。到延安后正式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概念，并結晶了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人的思想精華。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南方根據地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王明等人的思想，沒有結晶陜北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人的這一部分。因此，他們的思想是不全面，不完整的。陜北軍民用他們最美妙的歌聲，最熱情的歌詞唱出了“東方紅”，毛主席來了晴了天，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等歌曲和文藝作品，維護了毛主席的領袖地位和形象。因此，陜北這塊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領導人率領陜北軍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挽救了黨中央，挽救了毛主席，挽救并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
     形成不同說法的原因，除了說話者的身份，地位，經歷，處境和感情不同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的政治需要。
     當時的政治是需要對長征做正面的宣傳，美化長征，維護黨中央毛主席的政治權威，鞏固當時的黨中央機構組織的執政領導地位，與分裂中央和國民黨的負面宣傳作斗爭。不能讓國民黨的宣傳論調:共產黨被圍剿打的到處流串，逃串，逃亡，死傷慘重，減員很大，驚弓之鳥，不堪一擊。
當時，需要把長征到陜北，說成是勝利落腳，而不是失敗的落難。便于對外宣傳樹立中央的自信，便于中央領導全國革命，也使陜北人積極擁護，提供給養。而權威領導自己則必須始終堅持站在實事求是的立場上，以得民心。 所以政治語言分工就是毛主席等領導人說是陜北救了中央，而陜北領導人們說是中央救了陜北，陜北人性格厚道，樸實，謙讓，知恩圖報，又顧全大局。
     表面語言的相反，實際上蘊含著內部思想的一致性。如果是真實的相反：毛主席等中央領導說是中央救了陜北，陜北領導們說是陜北救了中央，那么，就會形成真正的分歧，爭論，甚至是矛盾對立。中央就很難在陜北立足。
     表面語言的溫和順從，有時潛伏著內心思想的難以齊心團結。如果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陜北領導人們對毛主席說：你說誰救誰，就是誰救誰。我們不敢和你爭論，就按你說的是陜北救了中央，以后遇到啥災難，就都來陜北吧，讓其他地方受到圍剿的各路紅軍，也都來陜北吧。這樣說的話，黨中央和毛主席，以及其他各路紅軍，就有一種虧欠陜北的感覺，就不好意思跑來對救自己的這片陜北熱土和勤勞勇敢的陜北軍民，指手畫腳，發號施令，就應該感恩陜北，特殊對待付出慘重代價的陜北軍民。陜北就成了中央和全國的大救星了。
      形成錯誤說法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當時的陜北人，普遍認識水平和語言表達能力有限，特別是農民，農民們感到自己的負擔重了，陜北救了黨中央，就是不會用科學規范的語言表達，有時還埋怨中央。
      一個機構，救一塊地盤，救一個地理區域的范圍是完全可以的，甚至，一個人也能挽救一塊地盤。當這塊地盤區域范圍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時。
     如果，當時，陜北這塊地盤發生大的自然災害，或是社會性災難時，被中央發現并成功制止，或者避免損失，就無可異議了。比如地震，大面積火災，洪澇災害，火山噴發，大的臺風，大面積瘟疫，連年大旱的年饉，戰爭突襲，重兵保衛掃蕩時等等，中央提前做了準備，或者預防避免，或者災后補救減輕損失，避免了陜北范圍的毀滅性災難。比如中央救了唐山大地震，中央救了汶川大地震，中央救了大興安林火災，中央解放了東北，救了東北等等。
實際上，當時，中央真正救的是陜北黨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們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人的生命。而人們的習慣上，經常用地域地盤的領導人，代表他所在的地盤，至今，仍然用領導人的名字，代表他所領導的行政區域范圍，或機關單位。比如中央開會時，用劉國中代表陜西，李春臨代表榆林，楊成林代表神木，李世書代表靖邊。國務院會議時，用部委領導人代表所領導的部委機構。思維慣性，一直沿用。
      如果說中央一句話救了陜北，那么，向中央匯報，并極力建議，又傳話引路的賈拓夫也就是救了陜北。至少也完全應該說，賈拓夫是參與中央救陜北和陜北救中央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領導干部之一。而且，賈拓夫是兩方面都了解，最可信任的人。
      所以，從生存以及后來的發展壯大所必需的資源來說，還是陜北救了中央。黨中央毛主席救了陜北黨和陜北紅軍，以及蘇維埃政府的主要和重要的領導人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楊森，楊琪等人的生命，以及他們組成的陜北的領導機構組織。
如果，老同志們一時思想轉不過來彎，一定堅持要用人物組成的機構組織代表地域地盤那種表述法，說是中央救了陜北，當然，陜北也救了中央，那么，陜北也就救了當時的中央所代表的全中國。
    人類對自然界和社會現象的認識，總是在不斷的糾正前輩們的錯誤認識中前進，才能比前輩們更加精準。比如地心說糾正了同心球，日心說糾正了地心說，宇宙論糾正了日心說等。勇士們拆除了燒死布魯諾的火刑架，前赴后繼的探索研究。
    政治的大環境開明，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繁榮局面，研究工作前途光明。開明的政治解除了對歷史，文學，科學研究的桎梏，打開了重新思考認識歷史問題的枷鎖。
    形成錯誤認識的原因，除了以上陜北人的感恩，憨厚，樸實，顧全大局，文化水平表達能力有限幾條外，主要和重要的還有一條，就是陜北的老紅軍，老八路，老革命，老干部們長期受到政治壓制。劉志丹的犧牲，陜北失去了最優秀的軍事指揮家之一，陜北損失了擎天一柱，黨和國家及人民軍隊的棟梁之才，此后的一段時間，在高層就沒有陜北籍領導人，陜北人很失望。高崗的死，陜北又一次損失了黨和國家的中流砥柱之一，開國元勛，并且被莫須有的以地盤牽連了大批陜北的老同志們。賈拓夫被活活打死，陜北人在中國政壇的處境雪上加霜。《劉志丹》被冤屈為“習賈劉反黨集團”的文字獄事件，張秀山一直到逝世，還沒有等到個明確的，滿意的答復。上將賀晉年，被壓至少將。研究長征，本身就是理論上的一次艱難的長征。陜北人不敢寫了。
只有記載真實的歷史，宣傳正確的理論，科學正確的定性
      政史結論，才能正確的教育后人，引路后人，避免誤入歧途，南轅北轍，事與愿違，背道而馳，走向深淵。才能在新長征路上,遇到困難挫折時，該堅持時，就堅持，該改變時，就改變，該用引路人時，就用引路人，該落腳時，就落腳，該出手時，就出手。
      所以，把中央領導機構組織，與陜北地理區域地盤放在一快來表述，正確的結論還是陜北救了黨中央！
    202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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