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亞朝 攝

    悠悠合肥史，輝煌逾兩千年。

    合肥，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起，就成為一方縣城，底蘊深厚，歷史久遠。它地處江淮分水嶺，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之稱，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孕育了深厚雄渾的軍事文化，不僅是全國有名的“三國古戰場”，更是走出了支撐晚清國防大廈的淮軍。

    合肥，還是唯一一座擁抱五大淡水湖之一的省會城市。浩淼巢湖，就是一部歷史。有巢氏乃中華民族人文始祖之一，巢文化源遠流長，影響深遠。

    巢文化

    人文始祖發源地 本土文化之根基

    “以合肥為中心的巢湖流域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巢文化與長江文化、淮河文化、黃河文化關切融匯，共同鑄造了中國文化的悠久和輝煌。”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巢文化研究專家寧業高如此評價道。巢文化空間范疇是巢湖流域地區，時間是五千年；起源于有巢氏以木構巢，形成于史前時期，發展于巢地逐漸強盛的政體。合肥擁有人文始祖有巢氏，擁有中華民族的母親湖巢湖，擁有脈連遠古、傳承至今的歷史長卷，擁有四季分明而水豐土腴的地理環境，擁有一代一代人不斷傳承、不斷發展、不斷完善、具有影響力的地方文化。

    在無為縣與巢湖市的交界處有巢山，這里有巢父生態園，瞻拜有巢氏、巢父雕像，是林木茂密、水石奇美的風景勝地。相傳有巢氏后裔、有巢氏族部落酋長巢父，拒謝唐堯禪位后，看中這里，并就山洞隱居，那個山洞便被稱為巢父洞。后世道士追蹤其跡也居此洞。久之，周圍居民稱為道士洞，山被叫作道士山。

    公元747年，唐明皇為表彰巢父高尚情操和名節，特詔改稱巢山。為了紀念巢父功德，巢湖一民營企業家在巢山筑建巢父生態園，并恢復洞口，筑建巢父山莊，豎立始祖有巢氏、仁祖巢父大型石雕像，已成人們祭拜有巢氏的文化園地。

    遺址多

    環巢湖是人類重要發源地之一

    巢湖，著名的魚米之鄉。在古代，既有豐富的漁業水產資源，又有獨特的農業生產條件，是古人理想的安居樂業之地，因此也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1985年發現的凌家灘遺址，就是其中的代表。遺址位于含山縣銅閘鎮凌家灘村，總面積約160萬平方米，經測定距今約5300年至5600年，是長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發現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

    自1987年以來，由安徽省文物考古所主持的4次考古發掘發現，聚落遺址內，包括居址、墓地、祭壇、作坊以及近3000平方米的紅陶塊建筑遺跡。同時，發掘出土大批精美玉禮器、石器、陶器等，反映出同時期其他遺址中所罕見的精美程度和工藝水平。由此推斷，遠古時期的凌家灘是一座繁華的城市。

    因巢湖地勢低洼，周邊多為圩地和濕地，古人為了避免水患，常常筑臺高居或者擇高地居住。所以，巢湖周邊留有許多土墩，如槐林神墩、肥東大陳墩、肥東吳大墩、肥西古埂崗等，便是早期人類的古村落。在巢湖市銀屏鎮的銀山村，考古人員發現了20萬～30萬年前的銀山智人，這里就是一座海拔不高的小山坡，周圍全是低洼的農田，與槐林神墩、大陳墩如出一轍。

    上述遺址表明，環巢湖一帶是人類重要的發源地之一。

    古城鎮

    延綿千萬年生生不息

    以“巢”為核點，以歷史年代為垂直連線，始祖有巢氏是源頭，下延有巢氏族部落-有巢氏族方國-夏、商、西周及春秋時期諸侯巢國-戰國時期巢邑-秦、漢、晉諸代的居巢縣-唐代巢州-唐、宋至新中國成立后的巢縣、縣級巢湖市、居巢區，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巢湖專署、巢湖地區、地級巢湖市等等，以及其間曾相續衍易，或僑置暫設的臨湖、山桑、蘄、扶陽、城父、襄安、鎮巢、聚糧等軍政稱謂。

    巢文化起源早，發展好，底蘊重。環巢湖群星璀璨的古城鎮文化，既見證了巢文化源頭的悠久，又體現了巢文化發展的繁榮。如今，巢城、合肥城、廬城（廬江城關）、夏閣、柘皋、散兵、中廟、三河、八斗、店埠、長臨河、吳山、白石、盛橋等古城鎮，個個歷史悠久，每個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例如柘皋古鎮在漢代就已經是縣城。一個地域，集中出現如此多的古城鎮，實為罕見，充分證明此地擁有源遠流長的文明史。

    陷巢州

    巢湖水下城的千古之謎

    關于巢湖的形成，多部史料都有“秦漢時期由居巢或曰巢州下陷而成”的記載。在康熙年間，由官方續寫的巢湖縣志當中，又有這樣的記載：赤烏二年，巢城陷為湖……“赤烏”是三國時期東吳的年號，赤烏二年，即公元239年。字面理解，城市發生了陷落與巢湖的形成存在著關聯。而千百年來，合肥、巢湖一帶就一直流傳著一個“陷巢州、長廬州”的傳說，更為她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2001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尋找隋代窯址的時候，順藤摸瓜，在烔煬鎮唐咀村北側調查時發現了此處水下遺址。這一古遺址的發現，從考古學的角度證實了史料記載有關“陷巢州”傳說的可能性。2003年初，經過數次現場勘察和論證，專家確認唐咀水下遺址是一處漢代遺址，而它可能是在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中沉沒。

    而2005年4月，一份關于巢湖唐咀水下遺址的考古研究成果通過了國家專家組認證。這項研究成果認定唐咀水下遺址與歷史記載的“陷巢州”年代完全吻合，并初步劃定古居巢國都城的大體位置及功能、規模與等級。幾經輾轉，巢湖“水下古城”逐漸“浮出水面”。水下古城，堪稱巢文化為人類發源地之一的活化石，水下沉睡了千年，究竟湮沒多少往事，神秘面紗背后隱藏著什么樣的密碼，還有待我們進一步揭開。

    巢文化

    閃耀至今的獨特魅力

    巢湖，山清水秀，物產豐富，孕育了一代代人，構筑了獨特的地方文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雨露恩澤從古至今以至未來。“巢文化”內涵豐富、涉面弘廣。有廬劇、門歌、農家秧歌、漁歌號子等地方音樂戲曲文化；有長江、巢湖、淝水、濡須水、冶父山、四頂山、浮槎山等山水文化；有半湯、湯池等溫泉養生文化；有俞家父子、廖家兄弟等為首領的明代巢湖水師文化系列，有馮玉祥、李克農、衛立煌、孫立人等為代表的現當代軍事文化；還有道士洞、王喬洞、紫微洞、圣姥廟（中廟）、鼓山寺、明教寺、開福寺等宗教文化。

    巢文化，歷久彌新，恩被后世。因為有如此寶貴豐富的文化，巢湖名列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全市自然和人文景觀130多處，江、湖、山、泉并存，以水見長，湖光、溫泉、山色是“巢湖風景三絕”，構成了獨特的旅游文化。巢湖溫泉，乃中國有名的四大古泉，至今依然散發著熱量，成為國內外游客向往的沐浴勝地，正在向國際溫泉旅游度假勝地闊步邁進。

    巢湖盛產魚蝦，“巢湖三珍”（銀魚、白米蝦、螃蟹）享有盛譽，巢湖美食文化同樣獨樹一幟。荷葉包雞、鳳燉牡丹、馬鞍鱔、鍋貼蝦餅、混沌魚、紅燒劃水、香煎白魚、八寶鱖魚、明珠甲魚、李鴻章大雜燴等巢湖特色菜遠近聞名，環巢湖地域更是擁有肥西“老母雞”、長豐“吳山貢鵝”、肥東“小磨芝麻油”等富有地域文化和傳統工藝的土特產品。如此種種，皆屬以合肥為中心的巢湖流域文史遺產。

    巢文化，歷久彌新，薪火相傳。

    包公

    一身正氣留天地 兩袖清風鑒古今

    “一身正氣留天地，兩袖清風鑒古今。”在包公墓園大門上，這副門聯讓人頓生敬畏之情。2010年，全國工商聯十屆四次執委會在合肥舉行時，一位企業家深情地說：“合肥是一座擁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城市，我每次來合肥都要早起到包公園走一圈，實地感受包公文化，包公的精神永不過時。”

    包公園，位于蕪湖路北側，環城南路東南側，包括包公墓園、包公祠堂、包公書院等一系列歷史古跡。“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包公一生，萬世吏表。曾經參與過包公墓發掘，一生致力于包公文化研究的程如峰總結道：“廉潔、正直，是包公文化的精髓，也是千百年來包公文化備受推崇的原因。”

    老家合肥 包公文化的起點與歸宿

    合肥，乃是包公文化的起點與歸宿。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世人尊稱“包公”，出生于現在的肥東縣包公鎮小包村。宋嘉祐六年（1061年），他官至樞密副使，次年五月（1062年）病逝，享年64歲。仁宗皇帝追封他為禮部尚書，賜謚“孝肅”。

    包拯的事跡被后人改編為小說、戲劇，令其清官包公形象及包青天的故事家喻戶曉，歷久不衰。歷代文人還寫了不少頌揚包拯的詩詞，用詩歌來歌頌他的剛正不阿和清正廉明，表達對他的景仰之情。在包公文化中，合肥毫無疑問是包公文化的“祖庭”。合肥的包公祠全名“包孝肅公祠”，是包河公園的主體古建筑群，明弘治元年（1488年）廬州知府宋鑒在此修建包書院，故名為包公祠，是現存歷史最久的包公祠。

    與包孝肅公祠緊連的是包河南畔林區的包孝肅公墓園。園內面積1200平方米，墓園內遷安了包拯及其夫人、子孫的遺骨。整個墓園莊重肅穆，寓包拯稟性峭直、剛毅之意。在包公祠東有一口水井，是著名的“廉泉”。傳說，普通老百姓喝了會解渴；清官喝下去，清洌可口甘醇香甜；但如果是貪官喝下去，必定苦澀難咽，像有芒刺封喉。

    在包公出生地包公鎮，包公故宅雖毀，但東西并列僅相距百米的包家井、塘至今依然存在。井名“花園井”，井筒上部5米為近年重修，下部8米仍為宋井風格；塘名“清凈塘”，又名荷花塘、清明塘，水甚清澈。包村南有一土丘，據說包拯出生時的胎衣掩埋在此，故名衣胞地。

    在包公故里大包村還有一座古老而質樸的包氏宗祠，它的奇特之處在于一反祠堂大門南開的習俗，“包家祠堂門朝北”。在南宋時，包家為了表示忠于朝廷，懷念開封，不忘收復失地，所以把祠堂的門對著開封的方向，后來作為家風保存至今。包家宗祠有四進，規模不算宏大，正廳陳列著《包氏宗譜》、《包孝肅議》及包拯塑像，塑像兩側有王朝、馬漢守護，正廳左壁題有《包氏家訓》，包氏宗祠現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包公精神 “孝”聞鄉里“肅”立政壇

    在蕪湖路上，東端跨過南淝河的大橋被命名為“包孝肅公橋”；在蕪湖路包公園門口，立著一個牌坊，上面有著名書法家趙樸初先生題寫的“包孝肅公祠”。“孝肅”二字，高度概括了包公的精神。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包公中進士，受知建昌縣。但因父母年事已高，包公不忍遠去為官，直到雙親相繼去世，守孝完畢，才在親友的勸說下為官，其間長達十年之久。包拯做官前，先以“孝”聞于鄉里。

    包拯做官后，又以“肅”獨樹一幟。宋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任天長（安徽天長）知縣，頗有政績。任滿后，調任知端州（廣東肇慶），端州盛產名硯，包公任滿一年不持一硯歸，清廉如水，深受愛戴。回京后，包拯任監察御史。自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贓吏》，認為清廉是人們的表率，而貪贓則是“民賊”。包拯七次上書彈奏江西轉運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殘害百姓，并嚴厲批評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包拯改命為龍圖閣直學士，包公因此得雅名“包龍圖”。包公曾三次彈劾外戚張堯佐，審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詐騙案，震動朝野。

    包拯為京官期間，也先后出任京東、陜西、河北等路轉運使，每至一地，都以減輕民間負擔、改革弊政、發展生產為己任，提出了“寬民利國”的經濟思想。多次為了國家大事，說了皇帝不愛聽的話，斥權幸大臣，請求罷去皇帝賜給親信官僚們的恩寵，一切改由主管機構正常渠道進行。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權知開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嘉祐三年六月離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把號稱難治的開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條。

    如今，位于合肥市區的包公園，是廣大包氏后裔的尋根地，也是海內外人士到合肥的必游之地。每逢節假日，到包公園參觀旅游的客人絡繹不絕。·梁昌軍·